更加细致的批评，比如纪诚，见前注[1]。

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工作人员及相关测试、试验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它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不偏私，即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事实为根据，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不偏不倚。

对于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虽然可以一并提请审查，但是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使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重要意义。其次，行政公正原则也应该体现在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之中。当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行政执法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执法等同于行政。从该条规定来看，公正似乎被理解为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而这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的内容是一致的。

此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并就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进入专题： 公正原则 。3.法的运行论部分 康娜的论我国国情下的最优司法独立度——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视角(60)是探讨司法问题的佳作，通过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作者阐明司法独立并非一个黑白分明的概念，而是一个程度问题。

孟涛的论文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72)是法律与政治方面较为典型的论文。(111)参见易继明：人格权立法之历史评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130)汪洋：罗马共和国早期土地立法研究——公元前5世纪罗马公地的利用模式及分配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作者首先追溯了所谓科斯定理一说的由来，并在澄清所谓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提出科斯的本意为法律本质是界定权利，一方面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可取代市场而直接分配资源。

(14)参见陈金钊：法治方式所需要的姿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在宋人心目中，鬼神、命定、占卜、巫术等物事，并非是一一割裂开的，而是存在一定相互联系。

该文在法律的自由价值之外另辟蹊径，讨论家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作用。作者并没有简单批判法律的自由价值，而是指出其不足，力图完成家与个体自由价值的重构。(100)《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明清中国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秩序生成模式，有别于近代主义理论视野中的那种既得权型社会秩序生成模式。

(66)《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18)参见倪斐：地方现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支振峰的论文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51)探讨西话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话语嬗变，梳理其变迁轨迹，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124)参见李昕：法是善的底限——索洛维约夫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

作者提出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衔接是当前我国法律教育的突出问题，而单一的从法律教育入手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律职业制度本身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传统意义上博大精深的法律史学，不存在于法学期刊，而是法律史的专门集成和学术专著。

2013年度共刊发论文76篇，其中法理学论文共11篇，占总刊发论文数的14.5%，法律史论文共10篇，占总刊发论文数的13.2%。(30)《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凯尔森则认为个别规范无法由一般规范导出，规范的产生无规范创制之权威即无规范，无意志活动亦无规范。有论文对法律史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作出学术反思。(53)《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23)《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80)陈玺：唐代‘漏泄禁中语源流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其三，从对杀人祭鬼的刑制上看，宋代官府确实颇为重视杀人祭鬼的危害性，并有重刑而治的想法。

(35)参见朱全景：法学实验论纲，《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作者对科斯的学说脉络条分缕析，极有说服力地澄清了科斯经济学对法学的意义究竟何在，有助于澄清法律经济学对科斯学说的认识。

在判例法一节，作者将学者们关于什么是判决理由的看法总结为原则论、规则论、事实说、理由说，在此基础上提出判决理由是原则、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注释： ①如果将国家法律政策性宣讲文章归于法理学论文，将外国法论文和部门法一般理论性和历史性论文纳入到法律史学论文，那么法理学论文和法律史学论文的数量会有增加。

(150)《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因此，笔者提醒我们不能迷信西方司法独立的神话，但也不能忽视其重要性。

张瀚的侵权不确定性与贝叶斯法则——一种法经济学的视角(67)一文也是部门法理学研究的优秀代表作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规司法体系的出现。(27)《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三，在学术识别向度上，彭宇案事实真相认定的进程表征出学术性、超然性、整体性和评判性的特质区分，为司法法治生成的发现路径构建了司法技术伦理比对的学术评估机制。

尤陈俊的明清中国房地买卖俗例中的习惯权利—以叹契为中心的考察(139)一文不仅通过对新史料的发掘夯实制度研究的基础，更借助欧根•艾利希的法社会学方法进行探讨。(50)《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

陈兴良的论文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在中国语境下的展开(57)梳理了德国刑法教义学的学说流变，从李斯特绝对排斥价值判断的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间横亘鸿沟的做法，到罗克辛将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及罪责目的化，作者提出在中国的语境下，学者的任务是既要让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又要让刑法教义学为刑事政策的运用提供边界的控制。(42)有学者独特地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维度。

在行政诉讼中，学者目前对证明标准的确定多以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大小作为证明标准高低的决定因素，但作者认为衡量权益影响大小本身并非易事，且根据行政行为性质来决定证明标准高低也缺乏逻辑性，而运用错误成本高低则因聚焦于损失的可弥补性可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能够让学者重新重视行政成本的问题(举证责任人为达到证明标准要求所付出的努力)。(149)《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相比民事诉讼只涉及金钱损失而言，刑事诉讼因涉及生命、自由的剥夺，第一类错误的成本远远大于第二类错误，并且具有不可纠正性的特征，因此，其证明标准也就高。法律本体论部分主要是法的基本范畴的讨论，权利与义务研究占比重最大，其它基本范畴讨论其次，对法学及法理学学科本身进行讨论再次。饶传平：‘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2013年度共刊发论文128篇，其中法理学论文共14篇，占总刊发论文数的10.9%，法律史论文共9篇，占总刊发论文数的6%。

不过，学术研究深化的规律，则是演绎与归纳的互动，应用法学需要史论的提升和指导，史论法学需要应用法学的根据和材料。(87)原美林：明清家族司法探析，《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律学考据类的论文数量减少，引古喻今类的论文数量增多。(138)《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到13世纪中叶，法王开始打击封建制，进行司法改革，扩张王室法庭的管辖权，形成了博杂的法院组织，基层法院、地方法院及巴利门，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巴利门中行政权与司法权产生严重的冲突，经过了艰苦的磨合。文章首先列出了资政院与军机处的重大争议点——速开国会、立法职权、代议机关地位。